教皇方济各本周再次为使用“frociaggine”（意为“同性恋风气”）一词描述梵蒂冈及天主教神学院的情况而道歉，这已是近几周内的第二次。周二的一次私人会议中，方济各提及梵蒂冈存在“同性恋风气”，此前他在5月20日曾表示“在我们的教会中，存在过多的同性恋风气”。

《旁观者》杂志联系了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他是法国电台主播、苏黎世艺术大学教授，著有十二本书，其中包括揭露教会高层普遍存在虚伪同性恋行为的爆炸性作品《梵蒂冈的衣柜》。马特尔就教皇近期言论背后的原因给出了他的解读。

MM：教皇方济各关于“在我们的教会中，存在过多的同性恋风气”及“梵蒂冈存在同性恋风气”的断言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您如何看待他反复使用这一具体且有争议的词汇？

FM：在我看来，教皇的言论既有错误之处，也道出了真相。错误在于，他使用了贬义表达“同性恋风气”，这反映了他的年龄（八十七岁），这无助于他理解2024年同性恋议题的重要性，也显示出他与同性恋平权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不认为方济各是恐同者——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马的一些私人助理就是同性恋——但他对那些利用同性恋身份来推动LGBT议程或性别研究的人确实感到不安。

要理解梵蒂冈，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们通常年事已高，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可以追溯到他们的青少年或青年时期：即20世纪30年代（对教皇本笃十六世而言）、50年代（对方济各而言），或最晚60年代（对大多数红衣主教和主教而言）。事实上，他们对同性恋的观念形成于石墙运动之前，那时同性恋在大多数国家是非法的，是一种禁忌和需要被理解的“罪恶”，个人需要通过选择独身来应对。这是理解天主教会内同性恋现象的关键。

同时，方济各也是对的，因为他清楚地理解梵蒂冈在结构上是同性恋化的。这不是某个游说团体或网络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学规律：教会长期以来主要招募同性恋者，并逐渐通过多种渠道排挤了异性恋者——他们要么离开去结婚，要么因明显的同性恋环境而被边缘化。我为写书在罗马和梵蒂冈定期生活了四年，这种“同性恋风气”是显而易见的。

MM：您认为他使用“frociaggine”一词主要归因于他属于老一辈，还是有其他解释（例如，这是否可能是一个只有未出柜的男同性恋者或某个特定亚文化群体才会使用的词）？

FM：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教皇保罗六世或本笃十六世有同性恋倾向和欲望（尽管可能保持了贞洁），但没人会认为方济各是同性恋。相反，他是一个异性恋者，既对同性恋相当友好（尽管他在这方面的想法变化很大），又对梵蒂冈无处不在的同性恋现象持非常保留的态度。我不认为方济各对同性恋者本身有问题，但他对同性恋平权运动非常谨慎。他喜欢谨慎的同性恋者，可以说是“待在柜子里”的那种。而不是那些身为同性恋却积极为或反对同性恋事业奔走的人。在我看来，这是他反复发表此类言论的关键。

MM：这是否表明他同意《梵蒂冈的衣柜》一书中的假设？

FM：有人曾就我的书询问方济各。他回答说读过这本书，觉得“不错”，并补充说“这些我都知道”。我还知道他曾与几位红衣主教和主教讨论过我的书，他们向我转达了，特别是关于伯克、索达诺、鲁伊尼和穆勒几位红衣主教的章节。这些人都是他的主要对手……

要理解教皇及其近期的反复言论，我们需要做一些反直觉的思考。我不认为方济各仅仅是在批评梵蒂冈的同性恋主导现象——大多数神父、主教和红衣主教都有同性恋倾向，即使他们在罗马是贞洁的——更重要的是，他反对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性恋者。像本笃十六世一样，他知道卡萨罗利和索达诺两位红衣主教——约翰·保罗二世的两位国务卿，即教皇的真正总理——都有非常活跃的同性恋行为，并且他们主要在梵蒂冈的层级中招募同性恋者。索达诺红衣主教在约翰·保罗二世的私人秘书斯坦尼斯瓦夫·齐维兹红衣主教的支持下，掩盖了所有主要的性侵案件（墨西哥的马西亚尔·马谢尔、智利的卡拉迪马、奥地利的汉斯·H·格罗尔、美国的麦卡里克等），时间超过二十年。方济各知道这一切。

但更重要的是，他理解——这也是我书中的主要论点——那些指责他在女性授职、结束神父独身制或亲同性恋言论等方面观点的极端保守反对派，主要由活跃的或不贞洁的同性恋者组成。这让他深感厌恶。他采纳了我书中的社会学规律：“一位红衣主教在公开场合越是恐同，他在私生活中就越有可能是同性恋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方济各关于“同性恋风气”言论的关键。

MM：教皇特别提到了神学院中的“同性恋风气”以及是否应接纳同性恋者进入神职。这两点评论是否是他长期以来对梵蒂冈或更广泛的天主教会中红衣主教们道德或虚伪行为的批评的一部分？

FM：我认为是的。我相信方济各从一开始就相当一致：承认个人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接受民事结合；拒绝性别研究和同性婚姻；谴责那些在私生活中几乎总是最同性恋的恐同红衣主教。这就是他的策略。

我相信方济各内心深处明白，如果教会想要摆脱性侵案件、想要填满神学院并遏制圣召问题、想要停止红衣主教团的恐同现象，除了授权女性授职、接受神父婚姻以及在教会内部承认同性恋之外，别无他法。但他没有完成这场革命，因为红衣主教团不允许他这样做。也因为他是一位年老体弱的教皇。他的继任者可能会这样做，而方济各的主要愿望是鼓励一位真正的改革者的到来。

MM：您如何描述梵蒂冈乃至更广泛的天主教会内部，在同性恋神父问题以及他们应如何行事上的派系分歧？

FM：大多数异性恋红衣主教——例如马泰奥·祖皮和胡安·何塞·奥梅亚（这样的人非常少）——对同性恋相当友好，他们认为教会必须摆脱对性议题的执念。同性恋红衣主教则是最反同性恋的：他们倡导贞洁并拒绝女性授职。他们更喜欢待在自己同性恋气息的圈子里，不为人所见。方济各“揭穿”了他们。

MM：自您的书出版五年以来，您在同性恋男性担任神职的问题上看到了哪些变化，或者您的消息来源告知了您哪些变化？

FM：梵蒂冈的同性恋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天主教会的主要问题。由于这是一个结构性和社会学问题，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当你在意大利或西班牙的一个小村庄是同性恋者，并且不接受这种特殊性，或者是一个未出柜的同性恋者时，你会选择神职。异性恋者今天不再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在2024年，没有人能在幸福中过贞洁的生活。屈从于此的异性恋者要么是病态的——这会导致性侵——要么是罕见的无性者。至于同性恋者，他们接受异性恋的独身要求，并发现自己身处男性之中。他们可以穿女装，用高音唱歌，并谨慎地过他们的性生活。因此就有了“同性恋风气”。这个表达并不美好；但这是绝对的事实。